粉墨真情 春季到来满庭芳（三）

  1958 年至1966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戏曲领域更是不断搅起一阵阵令人眼花缭乱的狂涛巨澜。那时的戏曲改革步伐很大，先是在京剧领域进行现代戏革命，紧接着就全方位推进，进入了所谓戏曲全面 现代化 的阶段。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特定的时代产物，浙江婺剧团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边兢兢业业学艺练功，挖掘婺剧传统遗产；另一方面随时听从党组织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时代建设大潮，用自已的演出剧目为真实的生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成为时代大潮中一名身手骄健的“弄潮儿”。

  它应该这么做，它也只能这么做，因为从1957 年下半年开始，又一轮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开始席卷神州大地，这场热潮和那时每隔几年就要卷土重来的政治运动一样，也有一个听起来响当当，让人止不住会激情飞扬的名字，叫做--“”。

  可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任务，而是当时世界革命伟大的使命。那时侯全世界分为二个针锋相对的阵营，一个以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为首，下面的小喽罗不外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边则是十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由十六、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老大是今天已经烟消云散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简称叫做“苏联”。当时的中国是其中的“老二”，其他重要成员还有东德、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古巴等国。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赶超”使命，苏联的任务是全面赶超美国，中国的使命则是超越当时帝国主义阵营的“老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

  赶超最主要的指标，自然就是“硬实力”，当时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铁产量。于是那一年我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把年度钢产量短时间内提高一倍，达到1056 万吨。除了原有的国营大钢铁厂，还有很大一部分产量，要靠各个原来与钢铁生产“风马牛不相及”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包括农村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承担。全国各地一时间全都建起了炼钢炼铁的“土高炉”，许多百年大树被连根砍伐，填进炉膛成为炼钢的燃料，城乡各地整日里烟尘四起，炉火熊熊。

  炼钢需要有铁矿石，可一下子上哪儿去找那么多铁矿？领导号召大家自力更生想办法，搜集各家各户现有的废铁废铜做原料。废铁废铜不够，便把家里所有金属制作的可用物件，如铁钳、铁锹、铁门锁……都贡献出来当原料。有些人一时兴起热血沸腾，连家里最后的一口铁锅也填进“小高炉”火焰熊熊的炉膛，事后醒悟过来，却已经连饭也做不成了。

  不过这样炼出的钢铁，质量往往与人们良好的愿望相反，这头填进火红炉膛的是完好有用的铁器，而经过一番燃烧与折腾，从高炉那头出来，却已经是一堆没人能够说得出名堂的废铁烂渣了。

  伴随着小高炉一起点火冒烟的，还有“公共食堂”，“放卫星”和粮食产量上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捷报”。许多地方还闹起了教育、文化“”，要求每个县便要办一所大学，每个公社所在地要办一座专科院校，有些公社( 现在的乡) 还办起了歌舞剧院与地方戏剧团，敲锣打鼓热闹得很。城里乡下的院墙上全都五彩缤纷花花绿绿，涂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和宣传图画，那上面的文字激情洋溢，那些画面则更加好看，上面的猪长得比象还大，鸡比凤凰还美，画面上的水稻、小麦在烈日扶摇直上，一直伸进了云层，长上了太空。

  有那么多的大剧院，那么多的文艺宣传队，自然就需要许多的编剧与导演。来不及培养怎么办？不要紧，在领导的号召与鼓励下，那时社会上人人都是编剧、作家，个个全是诗人、画家。有些地方甚至作出规定，不分文化程度高低，每人每天都要写出一二十首诗歌，或者三到五个剧本……

  是的，千真万确，你还真没有看错，这样的事情今天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是痴人说梦，可在当年却顺理成章，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浙江婺剧团好几个演员都不约而同告诉我，他们当时每天都按规定写出几十首诗歌，顺便捎带着，还要完成几个小戏剧本。只不过那样的诗歌和剧本，如今早都被人们遗忘了，即便有些还能够记起来，也没人好意思会再拿出来，让大家当作笑料观看了。

  剧本写得快，排得自然也要快，老同志还记得，当时浙江婺剧团几乎一天一夜，就可以排出一台有头有尾完整的大戏，最快的记录，似乎是一个星期里连写带排，整整推出来三整的大戏。内容全都取之于当时真实的生活，反映那时大炼钢铁，粮食大丰收的“成就”。不管那戏演得怎么样，有没有人看，反正光听听那名字，就足以让人精神振奋，想入非非了，比如《洪炉烈火》《绝对不能忘记》、《青山誓》、《炉边战歌》等等。

  那个时侯深入生活，创作高产，并不是浙江婺剧团一家独有的现象，而是全国文艺界共同一致的表现。譬如据史料记载：从1958 年初至1960 年上半年的两年多时间内，上海中国画院创作了一万五千多件作品，其中优秀作品1700 多件，而当时的画师只有六七十人。在这些优秀作品中，有“棉花谷子图”、“春到农村图”、“铁水奔流图”、“向东海要鱼图”、“沈家门渔港图”、“大字报图”、“勤俭持家图”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上世纪的60 年代上半叶，全国掀起 “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热潮。当时金华地区是浙江省传统的“第二粮仓，”自然不甘落后，也大张旗鼓开展了“改造低产田”“改造黄土丘陵”等群众性生产运动。浙江婺剧团组织艺术骨干深入生产第一线，很快编演出一台名叫《春到千湖》的现代剧目，剧中主角以金华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陈双田为原型，再现了他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夺取农业大丰收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虽然限于局势，剧中人物和故事很难脱离开“阶级斗争”的窠臼，但由于演员们演技精湛，全剧生活气息浓厚，因此所到之处，受到各级领导和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和好评。

  按照政治宣传的需要，1963 年至1966 年间浙江婺剧团还排练演出过许多现代剧目，如《朝阳沟》、《年青的一代》、《千万别忘记》、《青山誓》、《双红莲》等等，深受上级党委政府的表扬与赞赏。这些戏大多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剧里面的人物以英雄劳模先进人物为原型，及时反映出那个年代的领导意图与公众追求，十分贴近那个时代社会大众的主流审美情趣，因此为各地干部群众喜闻乐见，所到之处受到普遍一致的欢迎与赞美，成为当时文艺界一面鲜红的旗帜。

  最有趣的，是移植了一部名叫《赤道战鼓》的现代戏，一些从未见过黑人长什么样子的浙婺演员，用油彩把自已浑身上下涂得象墨汁一样黑，然后登台演绎非洲从林中游击队痛打美国佬的战斗故事，以配合同志当时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声明。让当时很可能压根儿还没有一个黑人来过的金华地区人民，也大大地饱了一番眼福。

  作为旧科班出身的演员，葛素云从踏上婺剧舞台那一天起，就是伴随着传统戏的锣鼓点子成长起来的。那时的婺剧虽不像京剧那样有非常严格的程式，但仗着自己家底厚实，有着徽班的三十六本连台大戏，七十二本小戏，各种各样的传统戏，就足足能够演出个一、二个月而不重样，因此一直都在传统戏的圈子里面打转。从演员到观众，很少有什么“现代戏”、“时装剧”的概念。葛素云小小年纪便扎上大靠，穿上蟒袍，登台饰演赵云、吕布那样英武神勇的小生角色，演过许多传统的婺剧传统戏，却一直和现代戏无缘。

  在1949 年以前漫长的婺剧史上，或许只有清末明初由著名反清革命家张恭创建的张恭大班、小班为了反清革命需要，曾经演出过由张恭亲自编导的《辛亥首义》、《光复南京》等几个时装大戏，算是和现代戏的概念比较吻合，也对当时的民主革命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重要的作用。

  不过一旦“大演现代戏”高潮来临，葛素云和浙江婺剧团的年轻伙伴们一起，也立刻抖擞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这股时代的洪流当中。她参演的第一个现代小戏叫《党员登记表》，光听听这名字，就知道戏里非常革命的内容，以及高亢洪亮的唱腔了。

  这个戏的作曲是诸葛智生，巧妙地将曲调演绎得回环反复，慷慨激昂。葛素云在剧中饰演主角，一个年轻的女员，这令她喜出望外地感觉高兴：“年轻的女员，这不正是自己天天在追求的目标吗？”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她立刻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个角色的排练之中。

  穿上和现实生活相差无几的服饰，唱着当时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革命语言，一开始葛素云还真有些不习惯，一个不小心，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古老程式便会自己跑出来，让这个女员形象在不知不觉之间，便增添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和当时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领导的要求不合拍，连她自己看了，都感觉有些不伦不类。不过在导演和大家的帮助下，她很快就适应了这一改变，努力让自己的动作与唱腔适应新的变化，在舞台上传递出一个女员应有的那份气质与豪情。

  她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角色这种风格，感觉到所饰演的人物思想新，语言新，曲调新，正好符合自己内心深处孜孜不倦追求的崇拜目标。她也很快喜欢上了现代戏这一类型的演出，在紧接着紧锣密鼓的现代戏高潮中，她接二连三，又饰演了一系列崭新的角色人物，如《朝阳沟》中的银环；《龙江颂》中的江水英；《红灯记》中的铁梅；《杜鹃山》中的柯湘；《小刀会》中的周秀英；以及《审椅子》、《一萝谷》《党员登记表》、《绝对不能忘记》、《最后两行》、《年轻一代》等剧的主要角色。

  在小折子戏《审椅子》中她担任主演，这是一个从上海京剧团学来，当时正风行一时的热门小戏，说的是女主人公通过学习领袖著作，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通过对一把椅子蛛丝马迹的深入剖析，一举粉碎阶级敌人搞破坏的痴心妄想。

  不过令她至今仍不时回味的，还是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的女主角银环。这是个在当时红极一时，轰动全国的豫剧现代戏，说的是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女知识青年，怎样随回乡务农的知青男友来到僻远的山沟沟，并且在贫下中农教育帮助下，逐步锻炼成长起来的故事。

  由于这个戏适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所以全国各地的剧种剧团都在第一时间争相移植改编，很快在戏曲舞台上掀起了一股《朝》剧热。对形势一向及时把握的浙江婺剧团雷厉风行，也马上将这个戏搬上了婺剧舞台。剧组配备了很强的艺术力量，葛素云在其中饰演女主角银环，当时正在浙婺深入生活采风的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家锵饰演男主人公栓保，他们俩在舞台上配合得十分默契，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出戏在金华剧院上演时，连演十几天热度不减，全城居民拖家带口，争着前来购票观看，媒体也做了大量的跟踪报道。上海美术出版社还专门赶来制作了一本戏剧摄影连环画，成为当年浙江婺剧团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件大事。几十年过去，这本连环画好像己经成为“古董”，是现在金华古子城等文物市场上很受欢迎的俏货。

  不久姜家锵回北京了，男主角换成了青年演员倪建甫，他长得浓眉大眼，嗓音宏亮，和舞台上的男主角正好契合，因此演出仍然有声有色，光彩不减。

  浙婺这一段创作演出现代戏的火热经历，在严宗河若干年后的日记里仍旧能看到：

  “省会演后，反右开始，在剧目创作上，根据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地主要是工农兵，现代题材。

  现代剧谈何容易，但非搞不可。大办钢铁是炉前整风，文艺创作虽不搞炉前整风，但要硬出产品。这时出的《红炉火花》《夫妻炉长》《深山夜明珠》。排练、移植、改编《红霞》《党的女儿》《党员登记表》。一个星期排出清装戏《林则徐》等。达有一批小戏如《老少争先》《丰收组曲》《一张电影票》《五十块钱》《一篮草子》等。《夺印》好象是后来的，《刘介梅》两个队都演，演得很多、很广、很火。

  打油诗、枪杆诗人人都要写，因剧本写不出，四句头总好写得。逼和紧张得人都病倒了，有的同志从磐安用轿子( 皮龙) 抬出来。‘左’的思想笼罩着整个团，也笼罩着每位同志。”

  人民群众整天都在忙碌着炼钢炼铁“放卫星”，自然不能指望他们再去剧场戏院登门看戏，在那样火热的氛围里，也不可能会有很多的闲人前来上门看戏。不过这事难不倒早已被火热生活激荡得热血沸腾的新时代艺人。观众不上门，他们就走出剧院去找观众，主动到红旗招展的田间地头、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去为正热火朝天的人民群众送戏上门！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浙江婺剧团演职员长年累月背起背包，扛起道具上山下乡。而且去的地方还往往不是中心集镇和县城，而是专拣那些偏僻荒凉，甚至过去从未有剧团前去演出过的穷乡僻壤，一竿子就插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在葛素云记忆里，这个时侯的交通状况，比起解放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提高，有些山区乡镇已经能够让剧团坐着汽车进去了。不过那时侯的长途汽车可不像今天这样舒适快捷，烧的也不是什么汽油或电力，而是烧煤气、烧木炭，以及天晓得是什么的奇特燃料。笨重的汽车身上驮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气包，或者一个烧木柴木炭的小锅炉，费力地载着他们摇摇晃晃地翻山越岭。到了上坡或其他难走的路段，这种汽车就常常自已先吃力地爬不动了，像个老头子那样“吭哧”、“吭哧”费劲地喘息半天，也爬不上一个坡去。于是只好倒过来，要让乘客们下车去推着它前进。有时候运气好，推一推车子又能动了，于是坐上去再继续前进。有时候倒霉，那车子干脆就闹情绪“罢工”了，驾驶员修理半天也摆弄不好，只好宣布说：“汽车坏了，请乘客们下车，自己坐‘11号车’上路吧。”

  不过更多的时候，演职员就连这样老旧的车子也指望不上，因为那时的许多山村干脆不通公路，只有一条狭长而弯曲的羊肠小道，穿行在一座比一座更高的山谷峰巅之间，费劲地连结起这些坐落在群山与森林间的荒僻小山村。

  于是那些年月，这些荒凉的山区小径上，便不时能够看见这样一幅幅奇特的画面：

  一队人马打着红旗穿行在这些羊肠小道上，队伍里人人左边腰间挂一只蒲包( 用来装饭)，右边挂一只水壶，背上背一个背包，一领草席。有些队员还要额外背些道具，手持一根木棍翻山越岭，每天都要走上三、四十里山路。

  著名的婺剧名丑，以饰演《僧尼会》里的小和尚而闻名遐迩的吴光煜先生，曾经这样回忆那段“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

  “每天早晨4 点钟就起床，出发时每人腰间左边挂一只蒲包饭，右边挂只水壶，背上背一个背包，一领草席，手持一根木棍，一天要跑三四十里山路，爬山过岭，什么大枫岭、馒头岭、鸡公岭等等，路上还要搞宣传，下午要在村里参加劳动，每人发一本工分卡，由生产队给记工分。到了晚上唱戏，农民们打着毛竹火把看戏，演员则在戏台上累得偷偷打瞌睡。”

  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浙婺小演员倪建甫也清晰地记得：有一次爬山他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想在路边大石头上休息一会。不想一坐下，就被连日来的疲倦一下子拖进了沉沉梦乡。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才被傍晚突然凉下来的山风吹醒，这时他才发现天色已经变得阴沉沉，陡峭的山路上黑乎乎地看不见一个人，到处布满一片片摇曳着的阴影。冰冷的山风卷着林涛掠过，就像是一群凶残的野狼正在他周围大声地嗥叫。斑驳的黑色树影摇曳着，飘舞着，让他不知不觉，感到自已已经来到了水浒戏里面的景阳冈，一个不小心，路边马上就会跳出一只瞪着铜铃般赤红大眼的斑斓猛虎。不过他可不是什么武二郎，顿时被惊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背起行李三步并作两步朝前赶。快到村口时才发现有个人正在村口焦急地张望，原来是演出队长严宗河已经在这里等他好一会了，他顿时像是见了亲人似地一头扑过去。这时才发现团里的伙伴们早已经吃好了饭，开始粉墨化妆了，临时搭起的舞台前熙熙攘攘挤满了人，戏马上就要开场了。

  这样每天翻山越岭大强度的劳作，自然盼望能够吃些好东西，补充一下极度消耗的体力。不过限于那时的生活条件，这却只能是一种可想而不可及的奢望，演员们长途跋涉，路上很难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大家伙行军时吃的，都是所谓的“蒲包饭”，出发前每人去食堂买三两或四两米，加上些包心菜、萝卜等蔬菜，然后混在一起装进一个蒲包，放进蒸笼里蒸熟了，出发时每人一袋随身带着。路上肚子饿了，便打开蒲包充充饥，然后短暂休息一会，又继续上路。

  人要是饿了累了，吃啥东西都会感觉分外香甜。所以在剧团老同志的回忆里，都曾经赞不绝口地夸奖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蒲包饭那么好吃，那么香甜，是他们那时简单而忙碌的演艺生活里，一道值得品味回忆的风景线。只不过遗憾的是，这么好吃的饭，却往往不能够吃饱。

  风餐路饮，紧追慢赶，剧团往往要下午才能赶到预定的演出地点。不过且慢高兴，因为这时不但不能休息，还往往就是下一个忙碌时辰的开端。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空前紧张的社会氛围里，演职员不但不能够驻足歇息，还必须要立刻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去和村里的农民们一起下田劳动，春天跟他们去插秧，夏天跟他们去间苗，秋天跟他们去割稻，即便是风雪交加的寒冬腊月也不能歇息，要去忙碌的水利工地和民工们同甘共苦，一起挑起沉重的担子往大坝上运土担泥。

  有一些演职员还担负着更为特殊的任务，他们要去田间地头，或者炼铁炉前采访，实地了解当地农民群众的好人好事先进事迹，以及“”所取得的新成效新成果，各地新放上天去的“卫星”，然后立刻整理成稿，填上自已熟悉的曲调，演绎成几个拿手的小节目。在晚上大戏开场之前，先来上几个这样的小节目，有时是快板，有时是小演唱，有时是一种叫做“活报剧”、有些类似于今天小品表演的文艺形式。由于这类演出节目紧贴当地当时的实际生活，表现的又都是人们熟悉亲切的身边事物，因此往往反响特别强烈。有些从来就没和戏剧舞台有过任何关联的观众，看到自己或者家人的事迹竟然被省级大剧团搬上舞台，还往往会激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深夜甚至凌晨，连月亮这时都已经疲惫地躺在西山顶上了，可是刚刚走下舞台的演职员们还不能马上上床休息，他们要立刻收拾布景搬运道具，打点装箱运往下一个演出地点。在浙江婺剧团，这可绝对不单单是舞台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全体演职员共同一致的任务。大家会在团领导带领下一齐动手，齐心协力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要真正反映那时浙江婺剧团的忙碌，甚至可说是忙乱，我们大家可以翻开葛素云丈夫严宗河若干年后整理出的一些日记，这个心细如丝的人在日记里断断续续，然而却非常真实地这样记载着：

  一天换一个地方，晚上演出一场大戏加当地的新剧目，每天走15、20、30- 至50 里路不等。

  每天抵达目的地以后第一件事是到田里劳动，割麦、插秧、车水、捉虫、割稻、打稻、收稻草、双抢( 抢收、抢种) 等。

  在那些艰辛而忙碌的日子里，刚刚诞生不久的浙江婺剧团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伴随共和国度过了那些十分充实，但又不免有些浮躁和狂热的岁月。对那些刚刚从校门走出来的年青人，这样的忙碌让他们常常感觉到难以承受。而对于象葛素云这样从旧时代戏班里挣扎出来的戏曲艺人，这样的生活非但没有让她们感觉苦，反而还觉得十分充实，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存在感和自豪感。比起他们昔日旧戏班的生活，比起那些到处遭遇白眼与欺凌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虽然劳累，却常常给她们有种脱胎换骨般的幸福感。

  当然这样的忙碌带给他们的，也不单单是疲惫和劳累，时常也会有一些异样的风景，有许多新鲜的感觉，会不时带给他们一种别样的、在城市里绝对享受不到的欢快与激动。一些浙婺老同志回忆，那时深夜散戏以后，就肯定会有一道十分壮观的风景线会准时出现，让他们着迷，会一时间忘却全部劳累疲惫，而赶去尽情欣赏。

  这道风景线，就是散戏后打着火把赶路的山民们，在蜿蜒的山区小道上组成的那条长长火龙。一支支燃烧着的火把摇曳着、抖动着，组接成一条条长长游动的火龙，前边已经跃上了对面黑黝黝的山尖，后边的还仍然在眼前缠绵着，抖动着，盘旋着，那么壮观，那么美丽，让这些当时已拥有了赵本山所说的“家用电器——手电筒”的城市年青人着迷，从中体会到一种城市生活中绝对无法产生的依恋与回味。

  不过最让他们感动的，还是那些山村戏迷们的热情。见到剧团，山民们会象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一般高兴，拉着他们的手嘘寒问暖，问长问短，还争着抢着拉他们去自已家做客。凡是剧团提出的要求，他们都想尽办法完成。有些老人自已舍不得吃，却把积攒下的鸡蛋和其他好东西捧给剧团。还有的老太太拉着演员的手，热情洋溢一个劲地夸奖，说他们不愧是“毛主席派来的好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