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乡村地区烤火行为的时空特征及乡村公共空间营造研究——以河西村为例

  冬季是乡村地区的农闲时期，尤其是春节期间加上外来务工人员和在外学子的返乡，在这期间，高度混融的乡村人口，对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和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以烤火为代表的自发性的公共活动及其形成公共空间，具有很强的乡村地域特色。基于参与烤火活动的人群画像，及其衍生性和就近性、时令性和阵发性、随机性和自发性的时空特征，本文提出在布局上统筹规划、空间上见缝插针、功能上多元复的公共空间营造策略，进而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促进小微空间的再生、激活乡村公共空间的活力。

  烤火作为乡村地区村民最常见的公共活动，一般从立冬之后，持续到来年的惊蛰时节。村民们在一个开敞空间里以火堆为中心围坐一起聊天说话，作为春节团聚的娱乐活动方式。这种行为活动一是受传统农耕生活的影响，二是对乡村地区普遍缺乏供暖设施的积极应对；三是春节期间返乡在外务工者的一种共同的休闲方式，构成了一种乡村生活的一种集体记忆。近年来我国乡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受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冲击，原有乡村共同体逐渐消解，传统的乡规民约和意识形态式微，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逐渐破败，部分乡村公共空间在建设过程中，过于追求空间的视觉效应，忽视了村民的真实需要，公共空间往往趋于机械化、模块化，空间使用功能较为单一、缺乏活力[1]。而自发秩序的形成取决于社会合力的让渡或预留的空间，因此在乡村公共空间营建的时候，要村民日常生活相契合，需最大限度地考虑村民的意愿和需求。

  烤火场景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家庭包容氛围，这种氛围构建一种充满安全、依恋和亲密的心理空间。在这种心理空间里，人们能体验到被他人接纳、支持、镜映和激励等多种与生命存在相关的感受，它尊重并允许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基于这些具有自发性、内生性、间歇性和灵活性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秩序，促使了村民自发合作的顺利进行，对达成乡村共识、形成乡规民约、构建乡土秩序、提升乡村自治能力等具有正向作用[2]。

  烤火行为作为村民冬季一项自发的日常活动，一般发生在村口、街头、树下、广场、晒场、祠堂、庙宇、门口等场所，规模比较小，村民在烤火的过程中会重叠部分相应的行为场景（表1）。

  烤火活动过程会产生一定烟雾，该行为一般会选择在一个空间相对开敞的地方，空间规模不大，一般临近村庄主要道路，方便村民自由出入。一方面由于乡村没有面向村民的固定取暖的场所和设施，加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国家禁止部分农村地区烧柴取暖，该行为具有一定的灰色地带性。在开敞空间的烤火行为在权责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烤火行为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其空间具有一定的临界性，临近主要道路方便出入，并在另一面临近围墙或树木，形成一个相对围合的空间，防止穿堂风带走热量。临界性是烤火行为作为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的重要特征，是维持活动的公共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体现。在开敞空间的临界面，村民围火而坐，该空间也从一种开敞空间变成半私密半开敞的空间。

  村庄的公共空间作为农村生产生活关系的衍生物，在布局上主要为“线状集聚、点上分散”的特点。其中以线状的街道空间为主，晒场、空地和广场等节点空间分布于村庄主要街道两边（图1）。受乡村公共空间的分布及生活范式影响，烤火行为的发生场所也主要分布在村落街道网络系统中，并沿道路轴线]。其空间选择也“见缝插针”，规模较小，并且整体表象为自然、无序、松散而有机的形式。

  一方面是由于乡村在公共空间数量、类型不够丰富，加上绝大数乡村地区的公共空间是没有绝对的边界，因此烤火行为与其他行为经常在同一空间上发生。另一方面乡村公共空间往往没有特定的功能用途，加上村民对于日常交往活动没有严格的具体实际的要求，因此，公共空间的功能其实取决于村民在特定空间里发生的行为，而村民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空间的功能多样性。

  本次研究以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河西村村域为研究对象。调研时间依据我国春运时间从每年农历腊月十五到次年正月廿五，共进行23次实地调研。（受疫情影响，复工复学大范围推迟，故本次调研时间维持的相对较长，研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到2020年2月29日共44天）

  河西村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东北方向，与镇区一河之隔，距县城约21公里（图2），村域总面积约2.2平方千米，全村449户，总人口约1443人。

  采用的方法最重要的包含问卷调查法、定点观察法、访谈调查法和跟踪调查法。其中问卷调研的目的是了解乡村村民的公共诉求。定点观察法、访谈调查法和跟踪调查法的目的是了解村民的活动特征（表2）。

  在乡村人口总量上，据统计河西村春节期间河西村的峰值总人口达到1623人（图3），其中非流动人口和非常人口比例约为6:4。在为期40天，共13次的调研统计中，人口规模最多的时间段是1月24日至1月28日。其中在人口结构上，本地非流动人口：务工人口：归乡学生=3.9:4.6:1.6（图4），其中务工人群的性别比例，男:女=7:3。在人口的年龄结构上老年:中年:青年:幼年=21:44:16:19。特此说明，婴幼儿的高比例，一是90年代的人正处于生育高峰期，其次是由于我国二胎政策的放宽。

  在文化水平上，小学水平的人员占53%，主要是为村里常年务农的村民，其次是高中水平以下的教育水平占42%（图5），主要是村里常年外出务工的人员，其次大专和本科的教育水平的占比约为4.2%，研究生水平的占比约为0.8%，能够准确的看出的春节期间的返乡人口在教育水平是普遍高于平时常住人口。

  对乡村人群的工作状态进行统计，外出务工人员占比约为47%，长期务工的占32%，普通的工薪阶层占比2%,事业单位或公务员的比例占比1%，学生的百分比约为18%（图6）。其中就务工人员的工作所在地而言，多为郑州市、江浙、义乌等省会城市或手工业发展地区。其中在郑州市工作的在务工人员的48%，说明郑州对省域的各省市的劳动就业具有较大的吸引作用。其中人口的迁移具有很明显的亲属连带性，主要是做建筑施工、广告设计、淘宝快递、出租物流等第二产业以及小部分服务业。

  受春节期间短暂迁移人口的影响，乡村地域人群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和地域结构均有较大的变化[5]。在此期间，对村民的关于乡村现状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的诉求调研，梳理得出三类诉求（图7）。第一层增加活动设施：增设儿童游乐设施、增加休憩座椅、增加健身设施、增加公厕；第二层活化传统乡村空间：对老井、古树、池塘、晾晒场等传统乡村的利用；第三层增加活动类型：组织比赛活动、增加棋牌室、增加乡村图书馆、开展乡村大讲堂。

  在春节期间，乡村地域的居民主要文化活动类型有赶庙会、赶集市、烤火、打牌、看手机、跳绳、跳广场舞、看电视、聊天、听音乐、钓鱼、休憩聊天等类型（图8）。在众多活动类型中的，烤火行为在总体活动频次相比来说较高，次于打麻将、看电视、跑步、看手机和聊天休憩等活动形式（图9），但烤火行为能其他行为同时发生。

  就烤火行为的时间累积曲线能够准确的看出烤火行为存在三个高峰（图10），在上午10:30-11:00达到第一个高峰，在下午14:00-14:30达到第二个峰值，在晚上18:30-21:30是烤火活动最频繁的阶段，在20:00-20:30达到三个峰值的最高峰。其中三个峰值均是在饭后，其中前两个高峰与第三个高峰的差值较大，据调查了解，即便在农闲的冬季，白天大部分村民忙于打扫、做家务、看孩子，以及做一些农活，烤火行为大多分布在在晚上。

  根据活动人群在空间分布，根据行为发生频率选取6种烤火行为热点区域，分别为在村口、广场、街头路边、树下、宅前入口和室内6类特定空间（图11），通过一系列分析区域内烤火行为的类型、频率和人群规模，发现在六种活动空间存在热点区域，在活动量和活动频次存在“两头大、中间小”的规律[6]。根据烤火现象空间分布特征，总结为三种区域的活动空间（图12）。

  此距离的烤火行为主要主要发生于道路两侧的树下、街头路口和广场空地等。此类空间的在空间规模较大，但烤火活动的总量相对不高，一般村庄会有3个此类的活动圈。这个圈层的其他活动类型丰富，一般会配备一定活动设施，空间规模增大，集聚人群较多，公共性增强，界面相对开敞。

  由于距离较大、步行时间相对较长，此距离的烤火行为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该空间的开放性较强[8]。一般有两种参与活动的人群，一类是具有规律性的固定人群，该空间成为人类傍晚聊天、讲故事的固定空间场所。二是短暂的流动人群，由于此类空间常常位于村口，人口流动性强，路边的村民会在次进行短暂的停留休憩，进行运动跑步和见面后的短暂休憩、闲聊、取暖，对于短暂方便的休息需求较大。

  烤火的空间往往与村民日常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大多数功能是在原有农业生产资源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比如在物资上烤火所用的资料的主要是农业生产剩余的稻草秸秆、秋天树林里的枯枝落叶、以及砍伐树木遗留的树枝树桩等。这些柴料大都堆积在村口、路边、晾晒场等空地上。因此这类活动的发生场所一般都是就近选择，比如在自家门口、主要街巷、树下、邻居家、广场附近等。此外由于乡村老年人较多，老人在参与这下活动时，经常会选择不超过自家半径距离500m的区域。

  由于我国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这种由农业生产关系衍生的乡村公共活动具有一定的时令性。烤火之类的休闲活动常常会发生在农闲的冬季，其活动所依附的空间与农业生产场所具有重叠性[9]。一般在农闲时节，该类休闲活动有着较强的重复性，其使用频率逐渐提高，公共性慢慢地加强，随着农忙活动的开始，该项公共空间的活动频次也会逐渐降低。

  大部分乡村的公共活动都是自发的，空间一般也是“见缝插针”规模比较小。如村民在村口树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即时的自发休憩空间，人们一边烤火一边聊天，此现状作为村民为应对乡村公共休憩空间缺失和基础供暖缺乏的一种自发回应。受乡土社会的生产生产关系的影响，村民相互之间很熟悉，这使他们之间的交往活动随时都有几率发生,同时该类行为多是随机发生的，这并不是预先计划和设计好的。

  根据村民行为的圈层特征，构建宅前屋后5分钟生活圈—街头门口10分钟的休闲活动圈——村头村口15分钟文化活动圈（图14）。其中5分钟的生活圈（约300米）主要是在宅前屋后增加公共空间，主要是增设休憩座椅简易设施，这个休憩设施一般是村民自发形成的休憩设施，比如乡村地区村民自备的小板凳和吊床（图15-图16）。10分钟生活（约800米）圈就是增设“三小”，即小广场、小报亭、小讲堂，可以是多功能综并用。15分钟生活圈（约1公里）包含健身广场、卫生所、文化站、老年活动中心、农资店、便民超市等。

  将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工作相结合。首先以“环境保护”为切入点，将空间品质的提升与村民生产生活服务结合起来，以垃圾治理、清洁用厕、污水治理、面源污染治理、综合服务、建设管护等作为抓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其次，发动村庄全区域覆盖的美化洁净运动，对陈年积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弃秸秆杂物的整理清理[10]，引导村民广泛参与田间地头、村庄边际、房前屋后、桥头、林间、沟渠等公共空间治理工作。

  结合村庄地理环境、住宅分布和村民需求等，按照点线面结合的原则，利用道路空间，逐步实现公共空间的“线状集中、点状分散”的有机组合方式。一是空间可达性上，完善村庄公共交通网络，通过步行巷道的串联，连接村落的公共空间和重点建筑，延伸乡村公共空间的服务范围，激发村落活力；二是功能多元性，以公共活动为载体，完善空间设施配套，提升公共空间的生活和生产服务功能。三是要提升乡村公共空间的文化包容性，建设体现乡村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场所，增强村民的认同感。

  应结合村庄的功能和位置，以及不一样活动的环境特征，选择交通量不太大街道增设健身休闲、儿童娱乐、休憩设施、植物种植等模块，避免对来往交通造成干扰。在微空间设置上，要结合街头门口的大树，以及村民的活动需求，提供活动量较小的空间。同时鼓励和引导有能力的村民利用自家宅前屋后的空间的公共改造，并改造后的公共空间由村民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政府给与一定的支持，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的村民自治。

  将小微空间设置要与具有公共性的建筑结合，在小卖部、寺庙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沿着建筑周边增设微空间。要考虑人群的行为特征和需求，确定设置微空间的设置类型和形式。如居住建筑周边的休憩空间可以沿墙设置折叠型的座椅，并结合设置晾晒衣被的功能[11]。超市周边的微空间具有集聚人气的功能，应设置交谈停驻的功能。

  修复残破空间、利用废弃院落、整合存量空间，把零散化、空心化的乡村凝聚起来，对公共空间对方的的生活垃圾、杂物、杂草等做全面整理，通过乡村本土果蔬的绿化种植，营造庭前屋后的安静整洁的人居环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乡村。

  创造性地改善村庄现有的负面空间，在传统的公共空间里植入新的功能，提高乡村设计质量，创造趣味空间。结合村里的老井、池塘、古树、老戏台、庭院、晒场等等空间，植入民俗类、教育类和培训类的功能，寻求乡村空间的多元化利用途径[12]。在乡村核心公共空间集中设置老人活动站、儿童游乐区、乡村卫生防疫所、快递收发点等功能。其次增加空间的公共性，鼓励村民自发组织、举行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乡村公共生活，使空间满足集会、交流、休闲、娱乐、学习等多功能使用上的要求，增加空间的使用频率（图17）。

  乡村养老是我国未来老有所养的潜力区域，乡村公共空间具有可达性强、复合使用度高、包容性强等特点，具有为老所用潜力。由于老年人行动能力衰退，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一次出行最大步行半径为0.8km左右。在乡村街头路口的路面设计适当增加无障碍坡道。在村内大树下和村庄广场见缝插针的布置一些休憩设施，保证为老人日常交谈提供休憩驻足的空间。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对现有的乡村部分公共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在老年活动中心设置无障碍通道、轮椅、扶手、固定座椅等公共设施。由于老年人视力下降，活动中心地面的铺装应均匀，减少变化，以及注意地面防滑。

  儿童是乡村公共空间占比较大的一个群体，目前每个村庄基本都配置了村民活动广场，但针对儿童的设施却很少考量。乡村公共空间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少年儿童的需求表达，利用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建立儿童成长圈、服务圈[13]。如在老房子、村头老树下、古井旁、晾晒场周边，将图书馆、故事会、乡村影院等的建设纳入到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体系，并组织并且开展青少年文化活动，丰富乡村儿童的精神生活。

  乡村公共空间是反映农民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重要内容。广大的乡村区域主要的社会公共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式关系，因此以家庭、家族为单位是传统社会社区自发性建造行为的主要主体。

  本文结合村民的烤火行为特征和公众诉求的耦合关系，提出在布局上统筹规划、空间上见缝插针、功能上多元复合三个方面提出乡村公共空间营造策略，进而优化乡村公共空间的品质、促进小微空间的再生、激活乡村公共空间的活力。

  （上滑查看全部）[1] 传统家庭教育空间及其变迁——岩村烤火的田野研究[J].王彬向,茂甫.民族教育研究.2019(04).

  [2]基于老年活动特征的村落空间规划设计策略——以祁阳县龙溪村为例[J].祁双,李夏阳.中外建筑.2019(09).

  [3]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错位及其反思——基于重庆市5村的调查[J]. 文军,吴晓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4] 裂变与再生:苏南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研究[J]. 王勇,李广斌. 城市发展研究. 2014(07) .

  [5] 当前乡村规划问题反思与策略——以乡村规划设计竞赛为剖析对象[J].杨帆,周天扬.朱结好.规划师.2019(08).

  [6] 农村社区重构过程中公共空间保护与文化传承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J].薛颖,权东计,张园林,杨扩.城市发展研究. 2014(05) .

  [7] 河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D].宋佳.云南师范大学.2019.

  [8]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田振.南方农业.2018(08).

  [9] 顺德乡村聚落集体空间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周新年,王世福,赵楠楠,王成志. 小城镇建设. 2018(06)

  [10]李敢.社区总体营造视野下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J].城市规划.2017(12).

  [11]陈锐,王红扬.治理结构视角的“乡村建设实验”特征考察[J].现代城市研究.2016(10).

  [12]王国华,张玉露.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对村民人际互动的影响——基于河南省部分文化大院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9(05).

  [13]中国乡村感性秩序崩解及其重构[J]. 李远行,杨勇,余聆溪. 中国农村观察. 2016(04)

  理论研究 城乡等值化导向下的城郊连片式村庄规划探索——以溧阳市城郊四村庄为例